內心的革命 女性自我認知的改變,《彭博商業周刊》專訪孫瑋

現在談女性解放,不光是個人事業問題,實際上關系到四個層面。

第一要求社會從政治經濟角度,從法律政策層面提供結構性的變化;

第二從公司內部給予人性化支持,如在公司里提供哺育室,為產假回來的媽媽提供延長母乳喂養的便利條件;

第三是外部意識的轉變,要意識到女性確實是人力資源競爭環境中的一半;

最后是女性自我認知的改變,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莉?桑迪伯格(Sheryl Sandberg)的那本書《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雖然被很多人批評,但是我個人卻很喜歡。

她認為,職場上盡管存在著大量性別偏見,但借口和理由不會幫助女性取得任何成就。相反,你應該相信你自己,全力以赴。這和我們所在的環境是非常吻合的,尤其是在大公司里,女性應該更大膽更有信心。我覺得這本書正中要害。我給我們亞洲管理委員會所有人都送了一本,并且告訴他們,這本書必須讀。

我成長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代。那個時候社會造就的完美英雄形象是和實際生活有很大差距的。那時候我的role model就是我的母親,她是一個事業非常成功的職業女性,是軍隊里的醫生,我還沒有出生時她就已經是該領域不多有的幾位女性佼佼者之一。她讓我從小就不曾有類似“有些事情只有男性做得到,女性做不到”的心理障礙。

而“文化大革命”的磨難,更給予了我受用終身的精神財富。與那10年的經歷相比,之后幾十年生活中、事業上遇到的各種困境根本不值一提。我一直都對自己說,“文革”都經歷過了,還有什么好怕的?一個多月前,我在紐約和我大兒子談話時,他跟我說,“媽媽,我覺得我這輩子不會有你這樣子的成就,因為我沒有你的精神財富。”

要不是中國恢復高考,打開國門,我就不可能讀大學,還到美國去留學。要不是美國當時的社會體制和環境,我作為一個亞裔女性就不可能到華爾街的律所工作,后來在摩根士丹利這樣的大公司里一路打拼,升任要職。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非常幸運,一直心存感恩,并且驕傲地當著工作狂。

投行高壓高節奏的工作氛圍,包括早年在律所的經歷,讓我養成了高效的工作效率。所有的事情都跟著案子和交易走,所有的人都是在玩命地工作,如果你工作效率低,加班的時間就長,意味著你陪伴家人的時間就少。對家庭生活的珍惜成了我事業上的另一種動力,因此我不斷提高對自己的要求。當你不忍心對身邊的人狠心,就只能對自己更狠些。

于是,我接手的項目越來越多,管理的團隊越來越大,但同時我又有三個兒子,我不奢求他們的每一次家長會我都能出席,每一次生日聚會都能像其他媽媽一樣花一整天去準備,但我還是以我的方式去表達我對他們的珍惜。如果不是遇到重要項目路演,客戶要求一定要我在場,否則心里沒底,其他時候我都盡量跟家人一起度假。

CEO、母親、妻子,很難說我更看重哪一種角色,因為人都是多面共生的。哪一個角色都是我的一部分。我一直在努力地把握著平衡。三年前,我先生騎摩托車帶著我家老二去試車時遭遇了非常嚴重的車禍,左腿粉碎性骨折,肋骨骨折,生命垂危。醫生讓我做好給他截肢,甚至更壞的心理準備。

那個時候什么最重要,肯定是救我的丈夫孩子最重要。我先生手術的時間我就守在旁邊,他睡覺休息的時候我就把團隊召集到附近的星巴克里邊開會。但當時我們正在追全球有史以來最大的IPO項目,一樣到了最關鍵的時刻。之后我的上司,摩根士丹利的全球首席執行官詹姆士?高聞也從美國飛到了北京。他跟我說,“瑋,你家里發生了這么大的事情,我的會你可以不參加。”

但我還是安排好我先生所有的手術,安排其他的家人幫忙照顧,白天所有的會議照常參加,一個不落,晚上再住到醫院里守著他們。

事情都是要處理的,但畢竟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里有它們的輕重緩急。我一直都相信把握好節奏,完成好身份切換,就都能處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