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已經完全變了”,《新世紀周刊》專訪James Gorman

避免金融危機,最關鍵的因素是流動性管理;獨立大型投行時代已經結束;金融業需要更嚴格的監管

問:王力為 財新記者 答:高聞(James Gorman) 摩根士丹利董事會主席、CEO

距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已有五年。那場危機改變了美國金融業的格局。華爾街五大巨頭—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雷曼兄弟轟然崩塌、美林被迫與美國銀行合并,就連摩根士丹利與高盛也岌岌可危。只是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他們止步于懸崖。摩根士丹利CEO高聞(James Gorman)成為在危機后第一位上位的華爾街金融巨擘新掌門人。如何回望當年的金融危機?如何看待危機后日益嚴格的監管環境?

財新:你在摩根士丹利經歷了整個金融危機,并成為公司首席執行官。你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高聞:這是人們不時回望的一個很好的問題,因為我們都不希望再有一次那樣的危機出現。避免他再度發生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其根本原因。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流動性。銀行從儲戶及其他人處吸收資金,用于借貸。但當儲戶對銀行失去信心,他們希望取回自己的錢時,銀行必須有足夠的流動性資金以保障提現。

我們發現,金融危機期間,大多數銀行沒有足夠的流動性資金。隨著客戶開始擔心銀行的健康狀況,看到銀行資本金出現虧損,他們就會擔心自己的錢,希望可以把資金從金融體系里轉移到一個安全的機構。

這進而制造了市場恐慌,一些銀行無法應對,問題蔓延,狀況較好的銀行進而也面臨流動性問題。所以,問題的核心是對金融機構運營安全性的擔憂,以及隨之而來的信心崩塌。

財新:摩根士丹利怎樣得以幸存?

高聞:摩根士丹利能存活下來是因為,我們相比那些破產的機構有更多的流動性,同時信用問題相對較少。我們還與三菱日聯金融集團(MUFG)達成協議,由他們購買摩根士丹利22%的股份并注資90億美元。但那之后,美國政府審視了最主要的八九家金融機構的總體狀況后,認為我們總體上做得并不夠,于是要求我們從政府處拿額外的資金。困難之處是我們需要以非常高的、近乎懲罰性的代價還本付息。因此,其后所有大銀行都有動力募集新的資本金,歸還美國政府的借款,我們事實上也完成了這一任務。

財新:你能講講金融危機期間你的個人經歷嗎?你是如何帶領摩根士丹利走出危機的?

高聞:我個人的感受是,那段時間太折磨人了。許多個夜晚,我都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我的結婚紀念日時,本應帶著妻子出去吃飯、看劇,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去到餐廳跟她說聲抱歉,然后回到辦公室繼續戰斗。我們工作得都很辛苦,壓力巨大。但好在摩根士丹利有一個很好的團隊。我把那段時期稱為脆弱期,因為當時整個公司都很脆弱。危機后,我們又度過了一段治愈期,做了許多令摩根士丹利重回健康的改變。如今,療傷期已經結束,我們業績向好。

財新:距離金融危機整整五年,摩根士丹利2013年三季度的營業收入增長達到50%,股價當年累計上漲超過50%。這是因為華爾街的好日子重新到來,還是摩根士丹利有什么獨門秘笈?

高聞:我對所需要的一系列改變很明確。我覺得公司需要更好的平衡,于是從花旗銀行處買下美邦(Smith Barney)。這一收購使我們成為規模在美國數一數二的財富管理公司,管理著1.8萬億美元的客戶資產。并購帶來很強的穩定性,等到我們成功地整合了美邦的業務,市場看到了這筆交易的價值、收購的價格及我們的努力,認為這是一筆很好的交易。這一因素,加之公司傳統業務向好的收入和利潤,是增強市場對我們的信心,進而推動我們股價的原因。

財新:有人認為,美聯儲的量化寬松(QE)造成了扭曲,最終并不是“主街”而是華爾街在受益,你怎么看?

高聞:我不認同,實際上這是荒謬的結論。第二輪QE旨在刺激經濟,結果是就業的增加。失業率已經從10%下降到了7%,這創造了就業崗位,而且是大批量的,這當然就是在幫助“主街”。對于資產價格,如果你看金融機構的表現,他們的資本回報率低于10%。因此我不認為資產價格上漲是金融機構業績搶眼的原因。相反,市場條件改善更多地來自個人賬戶、他們的儲蓄賬戶,在過去兩年里顯著地改善了,比之前的十年狀況要好得多。

財新:最近幾個月來,美國監管機構持續調查金融危機前一些主要銀行的操縱行為,你認為這樣做公平嗎?

高聞:如果存在不正當行為,這當然是公平的。銀行的職責就是以恰當的操作方式服務社會。如果它們行徑惡劣,監管機構應當對其進行處罰。摩根士丹利已經會見監管機構多次,我相信他們對我們的行為和運作是滿意的。但是如果摩根士丹利存在問題,我們無疑應該承擔相應責任。

財新:現在的監管似乎越來越嚴格,摩根士丹利打算怎樣應對這一變化?

高聞:我認為,監管確實應該更加嚴格,因為那段時間金融體系幾乎崩潰。我們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政治團體和監管機構期待發生改變,對此我不感到意外,也不意外他們希望金融機構更趨于保守,這意義重大。作為一個公司,我們惟有去適應。我們實施了風險管理。我的經營理念是,不去幻想這個世界要不同于現實,而是接受我們所處的這一環境,調整自己的業務。

財新:你支持旨在禁止銀行從事自營業務的沃爾克法則嗎?

高聞:如果是我,我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來實現沃爾克法則。我前一段曾與沃爾克(Paul Volcker)本人吃了頓飯,我對他對公共服務做出的巨大貢獻抱有很高的敬意。但這套法則總的來說過于復雜了,這也是為什么它的制訂需要花那么長的時間,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成。我個人會選擇一種更加簡單的方法。但當然,在這方面我的話并不算數。

財新:大銀行們相較經濟體的規模,事實上在危機后變得更大了。“大而不倒”問題是在變得越來越嚴重嗎?

高聞:不,我不這樣認為。金融危機中破產的大部分機構都是規模較小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小而不穩”,而不是“大而不倒”。所以那些小規模的金融機構才是我更為擔心的。

財新:一些金融機構雇傭高官子女的做法在中國和美國都引起了很大爭議。作為往往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西方企業,摩根士丹利以及你本人對此持何種看法?

高聞:我認為雇傭員工首先需要看的是那個候選人是不是有能力。如果那個合適的候選人恰好來自這個或那個高官家庭,我認為后者的重要性當然沒有前者重要。應聘者不應由于他們的背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占便宜。我不期待看到任何這樣的丑聞。我不認為大摩會出現任何此類丑聞!

財新:在金融危機的頂峰時期,摩根士丹利轉型成為銀行控股公司,變成一家商業銀行。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高聞: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情。大型投行獨立存在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自己和主要競爭對手都一夜之間變成了銀行控股公司。這是一個保證金融系統安全的必要過程。因此,我認為這種轉型是好事。

財新:現在,商業銀行業務占多大比例?

高聞:我們不是傳統商業銀行,像一些傳統的全球性銀行一樣。實際上,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儲蓄業務,并成為美國第十大吸收存款的機構,接管了1300億美元存款。所以我們越來越像一個商業銀行,但同時也是投資銀行。

財新:金融危機至今五年間,投行的圖景有怎樣的變化?又有什么趨勢?

高聞:我認為,它已經完全改變了。所有的投行,除了一些非常小的,都成為大型銀行的一部分,或者自己成為了大型銀行。受到的監管也更多,資產負債表更小,它們擁有更多資金,杠桿率更低。投行現在比金融危機前更趨保守,這就回到了再往前10年或者15年時本來的樣子。摩根士丹利比以往更加保守、謹慎、耐心,這一點我很驕傲。

財新:都說投資銀行是一門藝術,而商業銀行是一門科學。你怎么看?

高聞:作為上市公司,我們可能更傾向于科學。在私人合伙制的年月里,或許更像藝術。當你是上市公司時,你是在用公眾的錢、投資者的錢冒險,你需要更多自律,設置更好的預算控制,成本管理,更專注于風險管理以保證不出差錯。所有這些事都是這些機構運作時的組成部分。

■高聞(James Gorman)

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會主席和CEO。2006年,他作為財富管理部主席和CEO加入摩根士丹利;2007年至2009年間,他擔任公司聯席主席,負責財富管理和投資業務,以及公司經營和技術部門。

此前他曾任職于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他于1999年加入美林,任首席市場運營官(CMO);自2001年至2005年擔任美國公司及全球私人客戶業務主管。加入美林前,他曾任職于麥肯錫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