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如何發力?

邢自強 
作者是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綜合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新趨勢、政府政策支持和國際經驗,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有望蓬勃發展,未來十到十五年,整個灣區的人口會增長1800萬,大部分集中在總人口為3400萬的七個衛星城,此區域將成為全球經濟體量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群,創新競爭力躋身世界一流,引領中國經濟到2025年步入高收入國家。

大灣區規劃出臺的宏觀背景

過去20年,中國城市人口劇增3.8億,主要集中在一二線大城市。然而,污染、交通擁堵、高企的房價和地價正侵蝕著一二線城市的發展空間,甚至降低它們的競爭力。為了突破這些瓶頸,城市發展模式需要向城市群轉變——即中心城市通過高效的大型公共交通網絡連接周邊衛星城,形成緊密聯通的經濟體;每個衛星城可擁有特殊的定位,并承擔部分低附加值的產業;而中心城市則主要承載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

在此背景下,政府開始出臺一系列促進區域平衡發展的政策,其中典型代表就是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出席《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揭開了大灣區的發展新篇章。根據官方規劃,大灣區由九大城市、兩大特別行政區組成。“九城”分別為廣州、佛山、深圳、惠州、東莞、珠海、中山、江門;“兩區”為香港和澳門。

大灣區在全球范圍內并不是一個新概念。最近我與摩根士丹利的11位同事們一起做了研究和分析,綜合別國灣區的經驗和教訓。總體來看,目前粵港澳灣區規劃的推出,順應了中國經濟的三個新趨勢:

第一,消費新趨勢。消費越來越多地由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三四線城市拉動,而不是由一兩個中心一線大城市拉動。在出境旅游、娛樂、電影等消費中,三四線城市的貢獻越來越高。

從人口的角度來講,當前三四線城市已經占到了每年新增城鎮人口的80%,遠高于五年前(那時三四線只占一半)。這當然跟戶籍制度改革在三四線小城市進度比較快有關,也跟當地涌現出來新的就業機會提振工資增長有關。特別是最近幾年,隨著基建互聯互通的發展、高鐵網絡的初步建成,很多企業有更多的空間把產業擴展到周邊的衛星城、三四線小城市,在珠三角、長三角尤其明顯。這個過程導致了這些衛星城的就業和工資增長,人口聚集。

以廣東來說,三線城市平均人口已經有200多萬了。這是什么概念?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才有110萬人口。衛星城、小城市越來越大的人口基數和密度,能夠支撐起服務業新經濟,提振消費。這是消費的新趨勢。我們估計,到2030年,中國的私人消費會從4.9萬億美元上升到11.8萬億美元,而三四線小城市會在其中貢獻2/3的增量。

第二,投資新趨勢。今年中國經濟好轉,私人部門的投資趨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但近期這一輪投資的趨勢和過去完全不一樣,從去年至今,民間投資的復蘇主要是由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換代類投資帶動的,而非簡單的擴大產能。廣東在這一方面獨占鰲頭,因為這一區域民營經濟非常活躍,而且當地的科技產業、新經濟在全國獨樹一幟,投資的科技含量快速上升,自動化、人工智能的應用范圍不斷擴大,這將進一步提升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競爭力。

根據我們的調研,中國企業IT領域投資的增速已經超過美國,并將在2020年前持續加速。這種投資反彈的好處在于它沒有創造新的產能,而是提升了這些企業的生產率。

第三,出口新趨勢。過去中國出口主要是依賴利用廉價勞動力、附加值相對比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廣東為例,廣東是出口大省,但不是強省。但最近五年以來,中國出口含金量有巨大的提高。這與投資的轉型有關,越來越傾向創新型和投資型。隨著這些方面投資的增長,人才和專利不斷涌現。中國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申請的國際專利數量呈井噴態勢,有望今年第一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專利申請國。這反映了科技創新的快速發展。而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三分之二來源于深圳、廣州,顯示了廣東在創新上有比較大的優勢。隨著中國逐步接近世界科技前沿,增強自身研發能力,出口制造業競爭力躍升,中國的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占全球高附加值市場的份額,從八年前的8%,翻番到了目前的16%,已經超過了德國、美國和日本。

以上三個新趨勢為下一步珠三角經濟一體化、打造高水平城市群奠定了基礎。這一區域打造城市群有三大主要優勢。首先,由于部分經濟活動轉移至衛星城,往返大都市中心的通勤需求將下降,交通擁堵有望緩解。其次,軌道交通將成為主流,與傳統交通方式相比更為節能環保。再次,如果中心城與衛星城之間的相對位置得當,城市群整體的相對競爭力將進一步提升。舉例來說,珠三角東部地區因IT產品供應鏈聞名,而西部地區則強于家用電器生產。上下游產業緊密分居珠三角兩側,配送時間縮短,從而增強地區整體的競爭力。

未來的政策重點

圍繞大灣區建設,接下來政府具體要做什么?重點在哪里發力?

第一,加強大灣區城市群公共資源均等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認為,對三四線城市、衛星城提升公共資源和服務水平,是題中應有之義。最近三四線城市醫院的床位數、學校等教育機構的人數,已迅速縮小與一線大城市之間的差距。未來五到十年,規劃應當繼續著眼于縮小差距,加強三四線、衛星城的公共服務。

第二,基建互聯互通。特別是高鐵、移動互聯網升級,以及物流改善。高鐵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就從無到有,再到覆蓋大量的三四線小城市,到2020年,一百萬人口的小城市基本都會被納入高鐵網。這對當地經濟的溢出效應巨大。跟高鐵普及之前相比,目前中國的鐵路出行者每年省下了30億個小時,提升了生產率。如果省下的30億個小時用于消費,譬如去電影院看電影,則相當于十部《戰狼2》的票房。

粵港澳地區過去在高鐵方面并不發達。但這幾年規劃迎頭趕上,到2020年,廣東大部分的衛星城和小城市都將被高鐵或城際鐵路覆蓋。2016年起建的深中通道也將于2024年完工。在2030年,廣東境內城際鐵路總長將增加3倍。而根據東京城市圈的經驗,衛星城的發展十分依賴鐵路交通的發展。移動互聯網也逐漸從4G投資升級5G。這些會進一步縮小三線城市居民在享受服務和商品方面與一線大城市之間的差距。

高鐵除了帶來人流的改善,也催動了物流領域的進步。目前跨城快遞的費用已經下降到只有平均九塊錢每個包裹,跟同城價格類似。未來的規劃應進一步支持物流倉儲發展。

第三,人才的流動。粵港澳各個城市各有優勢,其中廣州和香港由于大學眾多,人才優勢儲備比較大,深圳又恰恰需要很多人才支撐企業的創新研發,所以亟需讓人才的雇傭流動在大灣區更加自由,這牽涉到從戶籍到跨境人才等制度的進一步改革。

最后,決策者應繼續大力鼓勵新經濟的發展。新經濟對于大灣區的崛起,以及中國經濟這一輪轉型做出了重大貢獻。以創造就業為例,過去四年,上游的傳統舊工業受去產能的影響,崗位流失,總共下降了近400萬個崗位,但是全國就業增長仍然強勁,工資增長也比較快,因為服務業每年創造1000多萬個崗位。在上市公司的年報中,可以發現舊工業(譬如工程裝備公司)數年內大幅裁員幾萬人。但是新興的服務業(譬如網購、外賣等)一年增加十幾萬個崗位,完全抵消了前者影響。中國重要的互聯網創新之一的微信,就是誕生于廣東。隨著包括網購、移動支付在內的新經濟的發展,以及物流的進步,使得三四線的居民第一次突破了過去傳統銷售渠道不暢的障礙,享受到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同等的商品和服務。

我們認為,大灣區規劃應重點在上述領域設計政策。舊金山灣區、東京首都圈的經驗都表明,當互聯互通、公共資源均等化和人才自由流動實現之后,城市群中的衛星城人口和經濟的增長會大幅度快于中心城。東京首都圈的人口總量、密度和占地面積與粵港澳大灣區均較為類似。戰后東京市人口快速增長,而無規劃的發展、惡化的生活環境和交通狀況逐漸成為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首都圈建成區內工業等限制法》在1959年通過,限制東京市區內新工廠和大學的建設。1965年起,得益于高效的鐵路網(特別是前一年的新干線開通)和政府規劃,周邊衛星城的發展速度開始超過東京。東京市人口增速放緩,而周邊地區的人口持續擴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