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施行的社保征收新規可能帶來繳費成本上升,影響企業利潤和職工實際工資收入。決策層此前的及時表態緩和了市場的擔憂,我們預計決策層將采取多種措施緩解其帶來的影響。

如果社保在新的征管方式下,完全按照實際工資為基數規范征收,可能帶來社保繳費成本上升,影響企業利潤和職工實際工資收入。在此背景下,9月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及時表示,在社保征收機構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現有征收政策不變,同時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這顯示決策層廣納企業界建議,穩定了市場預期。

從2019年1月1日起,稅務部門將接管社保費征管職責,這可能進一步規范社保征管——即嚴格按實際工資征收社保費,使一些企業過去可以按最低基數繳費的做法難以為繼。按現行法規,社保費應以職工總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和年終獎)為繳費基數。繳費基數最低為上年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最高為上年平均工資的300%。我們的計算表明,大中城市規定的社保費率(社保費/職工工資比率)接近40%,其中企業繳納29%,職工繳納11%。但在現實中,為節約用工成本,很多企業按最低基數(即上年當地平均工資的60%)繳納社保費。民營社保代理機構“51社保”201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企業按職工實際工資足額繳納社保費,而31.7%的企業則按最低基數繳納社保費,其余企業介于二者之間。

然而,從2019年1月1日起,社保費征管職責將逐步由各級地方社保局劃轉給稅務部門。新征管方法可能會減少社保征管的漏洞,也可能給企業帶來額外成本。

考慮到外部經濟面臨貿易摩擦的不確定性,強化征管社保可能會增大企業投資和職工就業的壓力,因而選擇落實社保費征管新規的時機應當謹慎。

決策層的及時表態緩和了市場的擔憂。我們期待再釋信號為企業減壓。我們預計,決策層或將采取多種措施緩解其影響。可能的政策措施包括:

設置若干年的過渡期:若要將對民營企業利潤受到的影響控制在5個百分點以內,這就意味著過渡期需要為3-4年。

降低法定費率:目前社保基金的法定費率約為40%,而據我們估算,當前實際費率則低得多,2017年約為27%。如果能將法定費率下調,則空間可觀。

下調增值稅稅率:要基本抵消規范社保征收所增加的企業成本,增值稅稅率需下調4個百分點。事實上,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提出增值稅稅率三檔(16%、10%和6%)并兩檔的方向。針對社保新規增加成本的問題,可以考慮取消16%的高稅級,或允許更多行業繳納低稅級,以減輕企業稅負。

短期來講,面臨貿易摩擦等不確定性,為避免對企業信心造成多重影響,可以采取設置過渡緩沖期、下調社保企業繳費比率,部分抵消社保繳費成本對企業的沖擊,符合“六個穩”特別是穩就業、穩預期的經濟工作方向。而再度釋放減稅信號的積極意義尤其不可小視。若利用增值稅三檔并兩檔的機會,下調增值稅稅率,則能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激發經濟活力,提振發展信心。

長期來講,社保負擔是老齡化社會繞不過去的全球性難題。要解決日益嚴重的社保壓力,中長期在所難免要進一步規范社保費征繳。雖然社保基金的收支數字尚有結余,但扣除財政補貼的實際收支差額,自2010年起開始下滑。近年來社保基金收支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人口老齡化,消費者規模將超過生產者規模。聯合國的估算顯示,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比現在減少4000萬人(或4%),而老年撫養比將由2017年的38.4%升至47.1%。伴隨人口老齡化加快,我國社保當期收支缺口可能會逐步擴大。要解決這些問題,還是應深化改革激發活力:從“收”的角度,可加快國企的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劃歸股權給社保、提升分紅比例,盤活主權資產的收益,充實社保;從“支”的角度,可逐步淡化基建等投資類的公共開支,且伴隨人均壽命改善,逐步提高退休年齡。

 

*本文首刊于2018年9月12日出版的《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