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對全球產業鏈產生巨大的影響,任何一個經濟體很難獨善其身。我國可以采取措施,加快擴大開放和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夯實對國際產業鏈的吸引力。

有觀點認為,鑒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個別國家以關稅制造摩擦,一些全球跨國企業供應鏈可能從中國遷出,規避摩擦。對于中國經濟,這不僅意味著短期內出口訂單受影響,而且,若全球產業鏈聚集優勢不再,中國經濟享受到的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知識外溢效應也可能隨之減弱,生產率可能承壓。

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首先低估了貿易保護主義對各個經濟體影響的共振,也低估了我國供應鏈優勢的韌性。全球產業鏈當前的分工復雜程度遠甚本世紀初,供應鏈調整勢必耗時長、難度大、成本高,任何一個經濟體很難在貿易保護陰云下獨善其身。與此同時,我國還可以加快擴大開放和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夯實對國際產業鏈的吸引力。

為此,摩根士丹利的全球經濟、策略和行業團隊進行了案例分析、問卷調查(囊括了133位行業專家,涵蓋了75家跨國企業)以及國別比較研究。從宏觀層面,我們利用一張刻畫了跨國及上下游相互關聯性的全球投入產出表評估關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據測算,由于產業鏈的相互關聯、嵌入,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0.1到0.4個百分點的拖累。

從中微觀層面,加征關稅引起的成本上升將給部分行業帶來較大擾動,特別是美國零售業和全球資本品市場,因為中國不僅在中低端消費品保持了競爭力,在中高端機械設備也是全球的基石。

以零售紡織品為例,雖然過去十年勞動力、土地成本的提升使得不少中低端品牌生產線搬到了東南亞,但是中國出口的附加值大幅提高,導致美國市場上的衣服飾品,仍有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國生產,跟十年前的39%的市場份額相比,僅輕微下滑了5個百分點。這表明了中國巨大的勞動力規模優勢,企業很難在短期內做出大規模調整,把訂單放到東南亞等其它地區來避免關稅。我們的測算表明,2019年美國零售商的利潤率可能會由于關稅而下滑1.6個百分點,因為零售商很難提高售價將關稅成本傳導給消費者(歷史上美國的衣服價格極少上漲),且明年美聯儲加息步伐放緩后美元很可能貶值,對美國進口企業更是雪上加霜。

而在全球的資本品(特別是工業設備、電子元器件)市場,表面上中國制造的工業制成品只占全球份額10%,但是很多的元器件、零部件卻主要來自于中國。比方說,中國制造了全球一半的印刷線路板——這是電腦、打印機、洗衣機、醫療設備等設備的關鍵元器件。很多歐美跨國企業在近期的3季度季報中,已經發出該元器件短缺預警,因為很難找到其他國家去替代中國的產能。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供應鏈在短期缺乏彈性,貿易摩擦對跨國企業的影響不可小視。根據摩根士丹利估算,美國標普500上市公司明年的凈利潤可能下降1.5%。

那么,從長期來講,產業鏈布局是否會從中國大規模撤離?筆者認為可能性不大。

本世紀以來,中國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發達的基礎設施和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促使跨國企業產業鏈在中國聚集。當前中國在全球制造業出口的份額大概為18%,相當于除掉中國和日本以外的整個亞洲的加總。因此,即使這些產業鏈要搬往別的國家和經濟體,可以選擇的余地也不多。具體來看:

首先,即使面臨人口老齡化,中國的高技術勞動力人口依然增長較快:過去五年國內大學新畢業近3400萬,相當于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的大學生數量的總和。假設供應鏈想搬到周邊經濟體,無疑將面臨高技術勞動力相對短缺的情況。而且,即使中國勞動力成本近年來顯著上漲,但是仍不足每小時4美金,比更富裕的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更具競爭力。

其次,中國的工業鏈條更完整。尤其是廣東珠三角一帶,往往在方圓10公里內可以完成研發、設計、生產、商業化的全部流程。搬到其他國家意味著從零開始,這也是很大的障礙。

第三,中國不僅有高質量勞動力,研發能力也日益提升。通過對跨國公司的分析研究,我們發現一些歐美企業選擇在中國布局,主要看重中中國的研發能力,比如說生產電子元器件和電力設備相關的ABB、通用電子、西門子、霍尼威爾等。去年,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國際專利申請數量第二多的國家。

第四,中國本地消費市場巨大。因此,諸多像ABB這樣的企業,將大部分產能布局在中國,同時又將大部分產量銷售到中國市場。我們預計到2030年,中國的私人消費市場的規模大概會上升到每年12萬億美元。產能撤離后,產品再運回中國市場也會增加物流成本。

但是,供應鏈的短期剛性、以及上述諸多優勢并不意味著中國可以高枕無憂。考慮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長期化擴大化,很多企業經過權衡仍可能選擇搬遷。我們的問卷調查也顯示,68%的企業正籌劃或考慮在其它區域選取下一個生產線建設。鑒于高技術水平的跨國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生產率改善扮演的重要角色,產業鏈若大規模搬遷可能影響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經濟體。

從這個角度,筆者認為中國有必要進一步采取4項措施,來夯實對于全球產業鏈和高技術外資的吸引力。

第一,加大開放力度,按照已宣布的路線圖,在諸多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放寬市場準入和股權比例要求。

第二,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特別是完善專利法和相關司法體系,顯著提高侵權的懲罰力度。中國的民營企業如今逐步積累了可觀的知識產權和專利,加大保護力度也符合中國自身產業升級的需要。

第三是減稅降費。中國生產環節的稅收仍有削減的空間,例如制造業的最高檔增值稅率有16%。此外,中國企業承擔的法定社保繳費比例約為工資的30%,存在下調的空間。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后,可以加大國企股權轉移給社保基金作為補充。我們研究的結果是,增加國企的分紅比率到30%左右,就完全可以覆蓋將來人口老齡化后社保基金面臨的潛在缺口。

最后,落實國企的競爭中性原則和產業政策的所有制中性原則。在政府采購、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和稅率監管方面,對國企、外企、民企一視同仁。如此,對內可支持民營企業,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對外也可彰顯開放、市場化的方向,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作貢獻,引領WTO下一階段更高層次改革的方向。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12日出版的《21世紀經濟報道》